隨著劇場重開，盛事接踵而來，過去幾年港人揮之不去的鬱悶，終有霧散雲開的跡象。劇場人樂見，彼此又再聚首劇院大堂寒暄，在咖啡廳傾吐雄圖大計，在辦公室趕死線，在排練室裏圍繞著NA進行無休止的規劃與協調。然而，隱隱然我們卻都知道，本地劇場將會進入一個難以逆料的新時期，在張揚與沉靜之間，劇場人必須重新凝聚信念與創造力，面對未來的新常態。

在劇場被「隔離」期間，我常常會想到「重遇」一詞。三年共桌的意念最早出現在戲劇活動被叫停的時候。一齣電影的畫面首先在我腦海裏浮現，那是路易‧馬盧的《與安德烈的晚餐》(My Dinner with Andre) （前進進曾於17年前做過讀劇，由我與吳偉碩及當時尚未出家的彭家榮演出，當時譯作《安德魯與我同桌》)。電影講述坐困藝術圈的編劇Wally與探索歸來的導演Andre的一席話，電影幾乎是與真實時間同步，描述了這兩位創作人在紐約一家餐廳內一晚的對話，由生活談到劇場，由劇場談到修行，再由修行回到創作的初心。《安德魯與我同桌》不算是甚麼電影經典代表作，但在如我這些成長於八十年代的劇場人心中，它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我常常會問，劇場在未進入產業化的年代前，原是一種很Collective的藝術場所，都說是群體藝術，但其中的深度交流，思辨與質疑，究竟是如何能做到？今天的劇場文化是，很多人在一生裏都不曾遇上一個與安德魯同桌的晚上，沒能找到坐下來與心中的陌生人交流剖白的機會。這是因為我門缺乏交流的智慧和坦誠的勇氣嗎？還是我們身處的藝術生態，壓根兒就容不下一張面對面的餐桌？又或者，在那個我們現在亟欲回歸的藝術常態裏，若不是疫情突發闖入，根本就不會有停下來的選項？

前進進一直嘗試保持著這個自覺，去促成群體的互動，讓劇場成為一個交流的平台。藝術能夠讓人們連結在一起，最美麗的解讀是，藝術帶領我們與心中的陌生人和生活上的他者坐在同一桌子前，彼此聆聽，對話。回溯十年前的新文本工作室和新文本運動，以及更早期的導演創作室，i-D兒女，小小劇場運動，都在提醒我們要繼續往這個方向前進。而在當前的社會轉折中，關於對話和連結，又有了新的意義。

三年共桌的構思，最初的想法很簡單──在疫後招募幾位青年創作人，在一段時間內，一個或兩個劇季，搞一些連結合作，泡製幾個演出，意念仍然跟著常態和資源走。慶幸疫情的拖沓讓我可以反覆思量，以及有更多時間跟不同的青年創作人傾談，最後發展成現在的「三年同行，九人共桌」的架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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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共桌小組」的成員包括陳庭軒，盧宜敬，陳子豐，羅妙妍，鍾肇熙，袁潔敏，周偉泉，李穎蕾和譚玉婷。九人來自劇場不同崗位，遊走於不同的創作平台，他們的光譜，正好反照出新世代創作人的多樣化定位。九人並不全部相熟，但皆認同「三年共桌」的持續共修和協作精神。在未來三年裏，通過一系列持續活動和不定期聚會，包括創作沙龍，展演與讀劇，工作坊，閉門和不閉門的學習班，讀書會、研討會和論壇，以及多個既個人化又互相連結的演出計劃，連接成了一次漫長的毅行之旅。「三年共桌」與其他新銳、新苗計劃或創作平台最大的不同之處是，它嘗試讓創作人在這個長達三年的時間裏，保持對話觀摩，在不同階段檢視生活思緒和創作過程，容讓不同的信念在其中互相碰撞，在集體開墾的土壤上滋育更大的創造與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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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常不復回，對於劇場，對於創作人，皆是一大挑戰。

2023年春

共桌成員：